美国智库解码中国崛起

★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微思客马由游。

【编者按| (墙外看中国•第九期)】本月初,美国智库发布了“解码中国新兴大国的亚洲战略”(En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的最新报告,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 Christopher Johnson)主持,恩尼斯特·保尔、车维德、迈克·格林、马修·古德曼等CSIS的亚洲专家共同撰写。报告称,中国崛起将会是全球力量百年来最大转移的重要牵制力量,本文选译了外交和经济的章节,敬崛起的中国一杯:)

美国智库解码中国崛起

马由游

【外交】外交新时代新时代迈进

在外界看来看似矛盾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根据意识形态原理会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习上任后针对如何改善外交的周边环境紧锣密鼓地开会,另一边却在有关领土纠纷的问题上力争中国利益毫不退让,(东北亚(日韩朝等国家)有分析称,这样看似矛盾的行为是幕后高层体制内斗争的结果。)因而有三个意识形态条目需要引起我们注意:

第一,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在主客观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均处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持续上升时期。)作为我党的首要对外纲领,它预示着中国一条路通到2020年在外部安全环境的良好估计的基础上更专注内务的信心。虽然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和军费支出的增加,很容易让人忽略这个条目实际上是对高速扩张的军队建设的刹车降速:中国首要目标仍是经济发展,只要有这个条目在,中国并无野心真正重建东亚权力格局。

第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心内容,不仅是对国际的保证,同时也是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指令。

第三,两个重要纪念日的影响。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日,我党的目标是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纪念日,该年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把这两个“世纪目标”和外交政策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前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称,和美国等其他中国主要外交伙伴们保持健康、稳定的关系是实现“世纪目标”的基本前提和和平发展的必要要求。

邓小平曾提出的低调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已不适应当前中国实际国情(anachronistic),中国应以经济发展为杠杆,支撑推动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架构。

“中国梦”

习的“中国梦”有两个特点:第一,比起前任“科学发展观”等花哨行话更具吸引力:简单、灵活、对内对外制定政策都适用。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将习的“中国梦”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为同等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度将江提升到党内指导思想之父的重要地位。第二,习在其任期第一年就早早提出“中国梦”的执政理念,给了他在剩下九年任期内专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机会。

和美国关系:新型大国战略关系

在推进新型大国战略关系政策的基础下,中国仍把稳定对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但具体实行计划并不明确:乐观的话,两国将沿袭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大国缓解阶段”,即新兴起国家和老牌强国井水不犯河水地发展,避免直接冲突;不乐观的解释则是中国利用“新型国际关系”的框架,寻求美国默许承认由中国定义的“核心利益”的契机。

习执政后对美军事关系的改善所做的努力得到广泛认可,具体包括转变美国对中国军事安全方面的战略意图等方面:四月两方国防部长常万全和哈格尔会谈时直面网络战等以前的禁忌话题就是在新型大国战略关系的背景下的突破。

然而中方视中美关系被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支持所牵制,这样对美方同盟的误解说明一旦新型大国关系和中国的利益不一致时,中国似乎意图和该战略划清界限。

大国外交:注重多元外交

“大国外交”的政策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任期已经出现,然而当时的理解是中国相对有限经济政治影响力还不足以发展成国际重要话语权者,因而要追求和扩张外交影响力,尤其是亚太地区。而现在,本届政府更强调和美国平等对话的关系,不再一味只专注重视美国,暗示美国对中国发挥它的影响力、施展拳脚的限制比以往有限,这并不意味本届政府不想和美国发展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而是将中美关系定位在中方有更多合作伙伴的选择和对美国的敬畏心的减弱,中国把目光更多的聚集在努力提高与其他大国关系发展上,这样的理念已经对和周边国家关系产生影响:上个月和俄罗斯谈成的能源项目、和欧洲的商业投资合作等。

【经济】市场决定性作用悄然演变

中国经济的问题表面上是生产力增速减缓和证券大量发放,实际根在政府监管:我党很大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当地政府对企业的保护力度大决定了市场失灵,金融体系的几近崩溃驱使政府鼓励大规模圈地等各种投机项目以及建设大量基础设施等行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此次全会还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明确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市场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市场化的方向毋庸置疑,然而这个转变也是三中全会最具争议性的结果:一旦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势必触及从政府省级官员到他们的联手盟友们等政府官员垄断者的利益。然而随着文件里“决定性”三字的标红和意识形态的明确,被改革触动利益的高位之人若是反对,即是反对我党的意识形态路线。

在实践方面我们也有理由乐观,《决定》达成了一些意义深远的针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在执行方面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必须达成有效一致而清晰的执行指令。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对市场职能同时也划定了严格界限,也通过改善行政体系、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手段加强我党的约束力,试图通过市场主导的经济,达成建立一个更有力、有弹性的政府的最终目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终点,政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研究学者Barry Naugton指出,比起被许多分析评论形容的“蓝图”(blue print),他形容《决定》更像是一个愿景(vision statement plus a to-do list)——仅仅指出了问题和最终的目标,而并没有实行每一步的计划。

这个隐患使改革在三个方面可能遭遇困难:第一,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执行方向,领导层很可能被自己改革目标的宏大而困住无处下手。第二,这个看起来近二十年来决心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很可能因为落实不到位,而引起关于领导层对改革能力的质疑。第三,外界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杠杆率过高,即政府的债务危机问题,因而需要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中国决策制定者仍期待中国经济增速维持在7.5%左右,一旦预计失误,改革的努力很有可能因此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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