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谈论动物权利——驳颜志豪、蒋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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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狗肉节”争议的持续发酵,微思客团队并没有采取直面评点,也不提倡选边站队,而是希望提供一个理性对话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各抒己见,逐步深化关于动物伦理议题的认识。

在推送清华大学蒋劲松副教授《保护动物的三种思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生颜志豪的《对动物为何不能谈权利》之后,一位微思客的热心读者来信,提交给我们一篇针对性的回应文章。关于动物伦理议题,讨论还在继续。编辑部邮箱:wethinker2014@163.com

 

 

如何谈论动物权利——驳颜志豪、蒋劲松

刘满新

重构蒋劲松动物权利论证

在关于动物权利的讨论中,支持者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论点是,“人与动物无法截然区分”。我们认为,人作为人本身就足以保证人具有基本的权利。同时,在赋予权利的标准上,人与动物之间的并不存在鸿沟。例如,常常用于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准包括:理性,意识,语言以及智商。如蒋劲松所言,“无论什么标准,都会发现,界线两边都有人和动物”。一些非人的灵长类动物,显然拥有较强大的理性能力,丰富的意识能力,语言能力等等;同时,人类群体中也当然存在较为不幸的健障人士,她们在某一(些)方面的能力有缺陷。我们不会因此而剥夺她们的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这样,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拒绝赋予动物这些基本的权利。

较为形式化地重构这一论证:

1,假设赋予人类基本权利的标准是C,即人类拥有权利当且仅当人类满足条件C。

2,然而,有些人没有满足C却拥有基本权利。

3,所以,C作为赋予基本权利的标准并不必要。

4,同时,有些动物满足C但并没有被赋予基本权利。

5,所以,C作为赋予基本权利的标准并不充分。

6,所以,1不成立,即C不能作为赋予权利的标准。

7,C指的是一般用以区分人和动物的标准,包括理性,意识,语言,智商等等。

8,所以,用以区分人和动物的一般标准并不是是否赋予基本权利的标准。

在《动物保护的三种思路》中,蒋劲松支持动物拥有动物权的思路正是如此。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权利,尤其是动物权利,并不全部包括我们当今所公认的人的全部权利。比如,动物权利支持者也不会认为动物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们所讨论的是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免于不必要痛苦的权利等等。基本权利具体包括哪些权利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讨论,然而这里探讨的问题是,动物是否拥有这些基本权利。

驳颜志豪

在“对动物为何不能谈权利”中,颜志豪回应了这一支持动物权利的论证。颜志豪同意,事实上,人与动物不能截然区分。颜志豪主要讨论“理性”这一标准。针对上述论证的前提2:有些人没有满足C却拥有基本权利(只讨论C中的理性标准),颜志豪认为,“当然,这些特殊群体中的成员(指智障人士)不算完整的人,而我们可能仅仅处于习惯或者方便,将之归类为理性人。”“在社会管理的角度上,我们不能逐一去验证每个人,从而赋予其人权。特殊人群的极端情况与动物的优势情况没有事实差别,甚至后者更优;前者享有人权;类比推理,后者也应得享受动物权。这种不厚道的类比大概是动物权利论者的论据。而恰当的说,我们不是去相信动物具有权利,而是去相信人们在认定理性人的某些情况上出错了。而这种出错,无疑对当事者百利无一害,不纠正也没啥问题。”

颜志豪认为,动物权利论者用高级动物与智障人士在理性上作比较是“不厚道的”。我们用是否具有理性作为是否赋予权利的标准,是社会管理方面简便的方法,把所有人处理为理性人而赋予权利。同时,这种处理或归类,对于“当事者”有利而无害,所以也是好的方法。

然而,颜志豪的回应是明显有问题的。首先,动物权利论的上述论证,并不是不厚道地要将人的差的情况与动物最好的情况作比较。通过上述论证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论证所要指出的是,赋予权利的标准(这里主要指理性)是既不充分又不必要的。我们如果继续如此使用这个标准,是不一致的。一致的做法应该是修改赋予权利的对象的范围,或者放弃这一标准。

再者,颜志豪所说的“当事者”到底包括谁,是需要厘清的。颜志豪认为,当然指人类中的特殊人群,对她们当然是百利无一害。不过,显然这里还有另一群当事者,那就是过了标准线,但是却没有被同等对待的动物们。我们既然讨论动物是否应该拥有权利,动物们当然是当事者。好不容易过了线,却不被赋予权利,这并非无害。

驳颜志豪、蒋劲松

颜志豪对上述动物权利论证的回应,背后预设了一个我认为更值得探讨的关于权利的想法。颜志豪相信,特殊人群也拥有跟其他人类一样的基本权利,因为她们都是人类。

另一方面,蒋劲松的论证认为,因为动物与人无法截然分开,所以动物也应该拥有基本的权利。

我认为,两位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他们都预设了,属于某个种群或者与某个种群相似,是拥有权利的理由。这样的想法,首先很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我们人类的某些特点,人类应该获得尊重或权利,同时如果动物足够与我们相似,它们也应该被尊重。这样为动物权利作辩护,似乎就会认为,并不是动物本身就值得我们尊重。

另外,以种群谈论权利,也似乎误解了“权利”以及“正义”的概念。我们谈论权利时,背后必须预设某种agency,某种能够在允许的条件下去行动的能动性。有权利做某事,最起码指的是,被授予允许做某事。而种群或群体本身,并没有这种agency。只有活着的个体才能够拥有这种agency。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权利,包括动物权利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是种群或群体本身,而是一个个活着的个体:一个个人,一个个动物。如Martha Nussbaum,只有活着的个体才是感觉经验的中心,才能拥有生活计划或者为生存而努力。(参见Nussbaum,Creating Capabilities,p.159)

所以,在讨论动物权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动物本身。为动物权利辩护,正确的思路不应该只关注动物群体,例如动物群体的平均痛苦,动物群体与人的群体的差异等等。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关于个体生命本身的规范性概念,例如“尊严”“痛苦”等等,来考察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每一个个体生命本身。

(刘满新,广东培正学院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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