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认同的革命理性精神 ——评《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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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译者:陈周旺 《论革命》 译林出版社出版 2011年2月

【微思客书评 编者注】

内容简介:“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论革命(新编版)》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介绍来源网络,特此声明)

作为国家认同的革命理性精神

——评《论革命》

林辰

汉娜阿伦特的革命观不止是局限于革命以暴力形式作为让人心潮澎湃引来新世界的虚幻开端,她更关注于向后看的立国进程,作为评判前政治的革命行动到底是“暴力与无意义的混合物”,还是对建国先贤公共精神的伟大致敬。尽管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点出了他对日常政治中公民身份遗忘的焦虑,以及对革命正当性追索的疑惑,但遗憾的是,遍及全书她却最终无法给出答案来解释这样一番通常大众因统治既成事实而忽略的或不愿执著的关于合法性的拷问。

公共精神的延续

作为与托克维尔相似的盛赞美国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痛心疾首的政治家,阿伦特的思想常常带着对法国大革命失败反思引申的烙印,当然,因为亲历纳粹统治,其对于极权主义的思考同样影响了她对于和平时代中危险因子的超前警惕。由于战后日常政治秩序的回归,公共事务似乎不再拥有利益相关的紧迫性,公众也相比紧张时期愈发向往躲到私人不被打扰的环境中,正是这样一种伴随着消费盛宴的去政治化的太平盛世观感,阿伦特似乎嗅到了一丝对立国精神——对公共事务热忱的背离气味,而这样的龟缩,退却行动无疑也让人联想到纳粹多代表的极权主义统制方式的预期效果,即对公共利益的漠然,无验证的国家行为顺从,压抑政治热情后一呼百应的洋葱结构,以民族激情为底色,以“恶的平庸性”为助推力所带来的毁灭性人类悲剧。所以,阿伦特才会在一片告别公共议题的庸常氛围中回溯立国先贤的制宪精神,一种严肃的关于建构制度的不断革命号召,作为继承国父们关于精神生活这一国家本质的衣钵,她谈到“在法国是一种激情和喜好的东西,在美国显然就是一种经验。尤其是在十八世纪美国人称作公共幸福的东西,法国人则称作公共自由……美国人知道公共自由在于分享公共事务,与之有联系的活动绝不构成一种负担,而是赋予那些当众履行职责的人一种在别处得不到的幸福感”又或者换成另一种更加理想主义的表述,满含着她对建国者投身立国制宪行动的公共精神崇拜“《独立宣言》虽然模糊了私人和公共幸福的界限,但至少还是让我们领略了追求幸福这一术语的双重意义,即私人福利以及公共幸福的权利;追求福祉以及成为一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很显然,这样一番建立在“政治是美好的”信念上的论述,极容易带来三项疑问,如此顶礼膜拜的精神崇拜是否只是对稀有历史情节的无限扩张,并影响至后期事务讨论中的原教旨主义,而拒斥反传统的颠覆?参与政治是否是在政治职业化精英化时代背景下的妨碍私人业务的干扰副业?“不断革命”的吁求是否扰乱了日常政治的常规运作程序而滥用了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掌控?事实上,阿伦特在强调现代私人公民对“公共幸福”的体验中的确没有寻找到除政治以外其他事务参与和政治社会中理应保持的敏感度的平衡点,而只能诉诸于将后者嫁接到立国精神这一形式符号的朝贡中,以期望鞭策那股渐行渐远的厌倦潮流。但幸运的是,布鲁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在我的理解中免除了道德苛责回答了这棘手的现实尴尬。阿克曼的“革命性改革”(revolutionary reform),以可控制的群众运动,作为对常规政治纰漏的补救,实际上可看作是阿伦特对于公民时刻牢记自身政治权利而最低限度参与的重新定义,并洗刷了她关于循循善诱的教条理想色彩,让本被嗤之以鼻的不现实要求转化为再熟悉不过的生活方式——人民在“宪法时刻”的主体能动性,要求根本变革;平日则实行高度分工的代理,即在民众制约下的常规政治。而在常规运作下的民众角色扮演,并非一味的消极冷漠。

在我设想中,存在着一种合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注意义务。不同于施特劳斯派对于执着于政治现象研究而对现实事务不屑一顾的自动远离,注意义务实际上是一种对政治自由作为生活方式在被鼓励蜷缩自我世界的政策中的抵御。当一系列倾向性的培植某种气质的政策得以长期熏陶而畅行无阻,说明它的确成功的塑造了一批符合它所期望的价值主体来服务于这个体制,注意义务对于纠错,尤其是在公共意见的暴政下的异议产生是不可或缺的波澜始端。而始终或隐或现的关注感对于从政者则是审慎行动的原因之一,防止可能的投机取巧和脱缰,又或者是回拽政客意愿与人民意志的渐行渐远趋势。对于公民自身,懈怠注意义务这一伤神活动则会促使人逐渐丧失合理表达诉求的能力,并最终在危机时刻因缺乏智识而偏爱于哗众取宠堕入广场政治的喧嚣中,并被只会反复重述人民意志正当性而操纵暴力的狂热运动所鼓噪利用。另外,私人业务并非与公共事务截然对立,在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个人生活的不公待遇和困难尽管不是与官僚机构直接相关,也在很多方面依赖于社会化系统的进化,单凭个人的才华能力有时并不能取得相应的成就。

注意义务的层次我把它分为四级,第一级即是漠不关心型,而动因分为两类,一是由于个体差异带来的兴趣投入点不同,虽然它是一项义务,一种文明社会的公民身份彰显,但如果强制性的去抹杀个体选择,尤其是回避的自由亦是一种精神压迫。二是来自于恐惧忌惮的明哲保身,属于被驱逐的无奈,“政治自由不在于我欲(I will)而在于我能(I can)”后一类是明显的不曾拥有谈何舍弃。第二级则是一知半解型,属于我曾经提到的印象派群体,它在当下占据着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交叉汇聚空间的大头,源于宣传体系密不透风下的反叛意识,表现在对于小道消息的热衷信服和对心知肚明作秀的沉默态度,而大众化中的泛娱乐化解读调侃恐怕是最为推崇的犀利深刻了,因为这一部分群体对于抒发内心的苦抑需求,在背靠道德优势的情境中分享苦难的角色代入感远大于对藏污纳垢体系的批判,可能是对后者的想入非非,抑或者是对作为“人民”天然合法性地位下对合理表述的不以为意,特别是在专家权威的陨落时,立场先于事实的嘲讽作为反智主义的快感常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的卓越”的咎由自取。而另一方面,对政治的讽刺作为平日谈资社交的工具属性亦不同于将其作为毕生追求事业的人,有时这是能力的差距,但更多的时候,是心性决定了我们仍处于宪法政治中的演绎水平。第三级则是浅政治介入型,我所依据的是这一行动派群体所参与的事务性质,它们脱胎于一些社会化议题,比如房价,养老这样政策性的,也是在政府与公众间角力中弹性较大方面,一般不容易沾染上敏感政治核心,有些更加具体,一般所倡导的公民社会的起点就在于你是否对于城市绿化,道路修缮返工这样的区域性事务中的不规范有所表示。这些本是乐见其成的体现政府为民作风的行动因为利益的割据化而被地方政府以维稳祭旗,而地方的焦虑不满亦被浮夸到中央演变成“七不讲”中的敏感词,如此倒行逆施的荒诞行径是伤害“热心肠”公民,不利于激变的环境缓冲能力培育,反向鼓励了极端化手段维权和玉石俱焚情绪,或者把保皇党推向了革命党。第四级则是制度理论探讨型,它的主体大部分是于公权力相关的职业人,包括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律师,记者等,因为知识人介入公共问题的趋势而与前者有所交叉,理念交换宣传长于狭义的行动,但因浑水摸鱼者的肆意横行导致“公知”一词的污名化,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权威的崩塌,不少人因迷恋于真实而将私人关系等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搬上台面,作为相互辩论的杀手锏,让人大跌眼镜,这种洋洋得意于凡夫俗子的市井真相而习惯跑题的泼皮戾气不但拉低了辨识门槛,亦因模糊了公私边界而失落于观察者。

简而言之,阿伦特出于政治冷漠症所纵容的滑入国家恐怖的恐惧记忆,对公民责任代之以立国革命理性精神的定义极其推崇,而她的这番倡导在人类不断争取政治自由的历史中,永远都不会过时,如果将其置于当下的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的阶段看来,尤其是承载者政经不平衡危机的宪法时刻,作为还在努力尝试拥有政治自由的公民来说,言及理所应当的资格比迫不及待的标新立异更恰逢其时。如阿克曼所言“当时代或者良心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作为公民富有效率的工作是大好事。但是去探索不同的世界意义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也许开始的时候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亲密伙伴,或者几千志同道合者;这些意义的世界让我们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去寻求和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在宗教和文化上的联合。如果我们过于固执于宪法政治或者私人公民身份,那么这些不同的价值就会受到威胁。”

革命与政权的正当性迷雾

阿伦特在本书中的第二个主题就是锲而不舍的为革命和新政权寻求正当性,她阐述了每一级权威需要更高一层的认可这一基本逻辑和革命摧毁了包括宗教,君主等世俗权威的事实后就无可奈何的堕入了绝对主义消失殆尽的困惑中,甚至在这之中透露出对革命不可回避的焦灼“革命除了断然将老问题抛弃就别无选择了,这个老问题不是法律和权力本身的问题,而是赋予实在法以合法性的法律源泉问题,是将正当性赋予权力的权力来源问题。”而在我眼中,阿伦特的矛盾就在于她虽意识到武力优势与政权合法性并无丝毫关联,却在思考中不自然的将革命与立国等同,要知道,一场神圣的革命胜利并不当然直接的导向同一领导集团所建立的政权正当地位,如果将二者分别思考,可能会有答案。

先将革命的正当性分为三个维度来评估,首先,革命的进行应当是前共同体权威崩溃的结果之一而非原因,显而易见若非如此就可以认为是叛乱。但真正横亘于二者间的关键细节一是权威崩溃的认定法到底是革命主导者还是前政权的统治者亦或是偶尔作壁上观的人民,二是处于危机程度的考量差异和政治理念不同,革命手段是否与现实契合,革命在历史中的价值又如何。虽然在操作中,将崩溃的认定寄托于原统治者是无可救药的愚蠢,但也不乏革命者妄称人民意志来为自己的动作注脚并浸透着天命降临的使命感意淫中,但又存在着悖论,无法否认群体间觉悟程度差距的同时亦无法再革命进行时或之前取得正常程序下的意见集合或授权,全民公决在紧张时刻是无法作用的,它并不能准确反应出有多少人已经准备好或愿意去接受激流,包括短暂动荡和不确定的新未来。可能说服者自己都无法完全确信,更不会作出违反理性的空头承诺,而更多的不幸是伟大人物容易在日后的现实运作中消弭了头上的光环。

第二个维度是革命方式中的禁令逾越,一是对无底线节制暴力的熟稔运用,结果主义所导向的可以为革命牺牲一切实际上同时否定了人的价值权利,这既是陷入为了自由牺牲自由的尴尬境地,亦要为失序状态下的自然法退位负责,泥沙俱下的道德滥觞实质成就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逆向淘汰机制,比拼谁更无耻才能赢得武力上的话语权。二是对于外族势力的介入援助定性限度,由于迂腐的民族激情退场,寻求外界的支持或沉默态度不再被认为是引狼入室,但不正当的利益输送仍然困扰着国际关系法治化下的实力主义觥筹交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警戒始终摩擦着民族情感浓厚的自卑敏感心理。无论是在国际联盟的组成还是阿拉伯之春为特点的国际局势中,主权早已不再是丝毫不可触碰的禁区,甚至可以说,国际问题,尤其是涉及一国内政的波及,主权的短暂让渡是不应当再大惊小怪的理由。在民族问题上,除了主权层面的内外,还有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因为长久的地域占据并不能以事实来泯灭民族自决的念头,这到底是帝国的扩张,还是自身吸引力的融合。明清鼎革之际的前明士人并非没有意识到明朝后期的积弊,但他们就算不属于死心塌地的公忠之人,愿意迎来新王朝,并不代表他们预料到是以前明的敌人“满洲鞑子”的征服来实现新开端。而在清初的敌视中,尤以华夷之辨来支撑南明小朝廷的合法性以及汉人先进文化的优越感为口诛笔伐的主要论点,而这样的思路同样来源于南宋偏安朝廷在武力劣势,文化骄傲的历史雷同。

第三个维度是革命结果对动因的忠诚度——新政权的性质归属,而通常判断的两项指标一是新统治者对于巩固秩序的需求是否先于对政治自由的承诺兑现,它对两者的关注度和投入资源的差异。二是是否将立国等同于缔造者,愿意为民主制出让多少集团的权威崇拜。可以说,新政权的合法性相较之革命正当性的评估拥有更多的后摄性特色和流动性,我们所在的革命神话中浸染了太多不可分割的伟人事迹,并占据着太过不可一世的对质疑的拒斥惩罚,由此否决了提供可替代性制度的可能,并将自身的江山论与国家主权合一甚至取代后者作为一切国家动向的维护根基。如此稳定的情感偷梁换柱手法其实只是靠僵化虚幻的符号追忆,而不是基于自由选择,对个人自由生活尊重的爱戴来支撑。缔造者有时不但将自己等同于国家作为被膜拜的对象,它更可怕的手法是并不否定人民的主体地位,但通过精细制作的历史勾勒狂轰滥炸将自己同时不可置喙的等同了人民意志。“自由之树的常青无时无刻不需要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滋养,这是它天然的养料”。如此的政治认同则是恐怖的脆弱带来的消极应付,但很显然,陶醉于经济繁荣的一些统治者对此认为是徒有其表的形式搭构,与实实在在的物质满足简直不值得一提。但此种论调的错误在于它因为仅仅自认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成就的佐证的有限性,而自欺欺人的夸大了经济繁荣对政权评价的影响力,物质成就说到底只是评价一阶段政治共同体的执政历程的优劣因素,而不管如何都与政权合法性搭不上一点关系,就像租界中的优良秩序,再怎么耀眼多彩,我们都不会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政权的归属类别,是否是侵略下的傀儡或外族把控,是否是民主制才是两大决定性因素。习惯于用经济炫景,甚至是用畸形不可持续的以公平,人权为代价盛世来反驳对合法性的质疑,更多的是想回避拖延政治自由所代表的民主法治历史欠账。而由此的浑浑噩噩的自诩天命论依然是重复着“经济奇迹”—伟大治理能力—执政合法地位的陈词滥调。

托克维尔关于追求政治自由必要性的一段表述更加酣畅淋漓,他毫不留情的谈到“有些民族历经千辛万苦而坚持不懈的追求自由,并非因为自由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一种宝贵而必须的幸福:倘若失去自由,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人内心安宁;倘若享有自由,就可以慰藉一切损失。有一些民族陶醉于繁荣昌盛之中,厌倦自由,任凭他人夺走自由,唯恐稍有反抗,就会损害他们富足的生活。这种民族要拥有自由,缺什么?缺什么?对自由的热爱。别让我分析这种崇高的爱好。自由,需要的是切身体会;它会自动进入已准备好接受自由的伟大心灵之中,充实这些心灵,让它们激情燃烧。对于那些从未感受自由之美好的卑贱灵魂,根本不必解释。”

公意绝非永远正确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反思一直贯穿于阿伦特对于革命的探讨,她的基本观点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对于苦难的道德同情以及美德式的情感宣泄代替了对公共自由的享有规范,而“窒息了革命精神”,换句话说,投身于革命的理想者们有点眼高手低的味道,如痴如醉的高亢道德本位痛斥,对于社会问题通盘解决的过重底色预期,都妨碍了对公共理性的审慎关注和及时将解放动力转化为对自由的信仰。“由于痛苦的即时性,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的立国进程;它取决于从必然性而不是从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无边痛苦,以及由痛苦激发的无休无止的同情所推动。”尽管这种世俗力量不可阻挡,但在缺乏体系性的耐心重构下,只能沦为挠现实之痒的拳击棉花。除此之外,阿伦特虽然表达了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的平庸狂热的可悲可叹,但并没有进一步觉察到失败的另一重大因素,就是人民价值的神话所带来的对“公意”是否永远天然合理的推敲遗忘,以及当为政者发现这一捷径而纷纷迎合简单的情绪张扬并自封代言人的乱象。前者也许是失败的革命戛然而止的原因,而后者往往是饮鸩止渴的支持诱惑,等到发现被欺骗,已经为时已晚,作为对自身不假思索的正确性向往的惩罚,没有什么能够垄断意见的真理性,就算是政治程序的加冕,亦不能阻止对公意的异议质询。

多年前的“告别革命”更多的是抒发一种对过往革命崇拜,认为以革命一揽子解决一切的好大喜功的愚昧态度的批评,也暗含着对革命历史叙事观导向下的动辄群众运动的国家本位力量动员所遗失的对个体尊重的终极关怀的声讨。如今,迫于严重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被当作是改革与革命赛跑中落后的悲剧前奏,但与其我们能够忍受激变带来的未知性,为何如今没有勇气去以公共精神来缓和矛盾或是向前一步尽可能的创造平稳过渡的机会。这并不是表示它从属于服务某一政权持久稳定性的权宜之计,毕竟,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符号崇拜,而真切的笃信,号召着我们,并给予最大尊重的公共自由的理性精神,才是有约束却无压迫感的政治认同,以立国的名义,更以我们公民的无上尊严。

(本文系微思客特约作者林辰所作,林辰为合肥工业大学法学系大三学生。作者新浪微博:@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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