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民粹主义和文学的道德价值

★本文经作者王凌皞授权推送。如有转载,请注明来源:转自微思客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王凌皞,浙江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逻各斯·第九期|编者按】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获奖感言。此后,每每遇到社会事件,不少人总会想起这句话。在无处不在而又巨大的“体制”面前,每一个“个体”是那样渺小与无力,我们受到体制的塑造与侵蚀,很容易丧失自我,在这个世界生存,我们需要鼓励与支持,更需要面对高墙的勇气。

然而,面对村上的说辞以及一些公知借此进行的立场表达,有人回应说:我们不能立场先行。高墙会做对的事,而鸡蛋也会做错事。究竟站在哪一边,需要看事情做的是对还是错。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作家村上春树的表达,借此表态的公知是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站队者?文学与哲学的差异在哪里,它们又对我们的自我理解、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意味着什么?

本期逻各斯,让我们一起阅读王凌皞作品《村上春树、民粹主义和文学的道德价值》。

村上春树、民粹主义和文学的道德价值

王凌皞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的“高墙与鸡蛋”论被公知用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进而召来“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江小鱼的批评: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春树深受小资们喜爱的这位日本作家的这句名言,在邓玉娇一案的争论中红极一时,只不过是高墙换成了石头。一些人宣称无论石头多么正确,自己都会站在鸡蛋那一边。公开站队者,包括萧瀚、秋风等人。

江小鱼在这里给村上的鸡蛋石头论戴上了一顶高帽子,说这是不讲是非曲直只讲站队的民粹主义,公知们的七宗罪之一。村上大概料想不到他在耶路撒冷的演说竟能在中国的拍砖界掀起如此波澜来。作为村上小说十五年的老读者,江小鱼的解读是我不能接受的,并且在我看来,江小鱼不但误解了村上的主张,同时更重要的是,江小鱼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巨大差异。

村上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小说家,我从初中开始就读他的小说。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买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的一套琼瑶风格装帧的精选集,在我们那个出了二十几个院士但文化极其不发达的小镇上,能买到他的小说也是很值得庆幸的一桩事情。相比让他在大陆走红的《挪威的森林》之类的长篇小说,我私底下更喜欢他的短篇,像是《象的失踪》、《烧仓房》之类。(《烧仓房》写的是某个以社会标准来看相当成功的年轻人,他的人生一大乐事就是把别人家的仓房烧掉。)村上笔下的短篇小说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主人公总是能碰上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村上的天赋在于他会用冷酷却诙谐的调调把这些人和事煞有介事地讲出来,而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日后,当我开始阅读伦理学作品,尤其是粗浅地读了一点William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村上的小说能如此吸引我。用Williams的话说,村上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关于人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所谓本真性,就是那些构成你之所以是你、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将你区分于其他人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匮乏的。

这个社会总是试图将你按照某个模子塑造成整齐划一的产品,磨掉你的棱角,把你改造得面目全非。设想下我们在生活中碰上的各种意见,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亲友、同学、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会让你放弃傻逼理想找个收入不错的工作过个安稳的生活,给你灌输成功学告诉你财富和地位是衡量人生的不二标准,要你学会提升自己的情商世事洞明皆学问,催你赶紧找个男女朋友结婚生孩子了事。

人们预设了一些社会标准,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关于何谓成功与幸福、关于怎样的人生值得过,好像关于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按照寻宝图去按图索骥,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评价和改造:司马迁早该自杀,被人割了蛋蛋还写什么无聊史记;高更本应做他的安稳银行家和艺术品经纪人,宝马香车高富帅而不是去大溪地画破油画;吴经熊都在top law review上发了文章,和世界一流的法理学家霍姆斯、斯坦姆勒是学术伙伴,做他的安稳法学家就好,何苦去翻译什么圣经。如此种种,我们都很熟悉了,而最近更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的母校浙大图书馆年度十大热门出借书籍排行榜出炉,有一半是成功学,而这是全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们用借阅卡投票的结果。不得不承认,我们中的许多人被这些看法影响过,甚至有时候也以这些看法去看待别人;这些看法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甚至禁锢着每一个人去实践他的本真性——村上把这称之为“体制(system)”。

村上的小说毫不妥协地站在体制的另一边,他讲一个又一个的有趣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都有着毫不妥协的个性,他们尝试着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的本色,有些可耻地失败了(比如《挪威》中的直子、木月),有些则幸运地成功了(《奇鸟》中的渡边)。但不管怎样,和体制的对立和抗争构成了村上作品的主线,他在耶路撒冷的演讲中也只不过是以修辞的方法重新表达了这个贯穿始终的主题:

“我写小说仅出于一个理由,就是给予每个灵魂以尊严,让它们得以被倾听。故事的目的在于拉响警报或亮起警灯,防止体制携裹并践踏我们的灵魂。我真诚地相信,小说家的使命在于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试着揭示每个灵魂的独特性——有关生死、爱情以及那些因恐惧而哭泣颤栗或因喜悦而开怀大笑的故事。”(林少华的翻译不太流畅,这是我自己的翻译)

所谓的鸡蛋和高墙,指的就是孤立的个人和无所不在的体制。

对于村上而言,小说家的使命类似于人文社科中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带着同情的理解去倾听并且复述每个本真个体的独特性。在这里,他不是在判定体制与个体谁对谁错,有时候体制可能是对的个体可能是错的(比如以连环杀人剥皮为乐的变态杀手),有时候体制可能是错的而个体是对的(比如文革中的林昭)。但不管怎样,体制与个体存在着力量上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有两个层面,首先是实质上力量的不均衡体制可以轻易伤害个人,而不是相反;其次是信息上的不均衡体制的声音总是通过高亢激越的高音喇叭播出来的,但个体只有肉做的嗓子,有时还会被体制塞住嘴巴,更悲惨的甚至被割喉管。

村上以讲故事为业,他承担着小说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命业。小说家的职责不是新闻联播,他没有道德义务来为体制呐喊助威;相反,身为小说家,他必须为那些被体制携裹压迫的个人代言,以同情的视角、充沛的想象和真挚的情感来展现事情的错综复杂性。如果所有的戏剧都是样板戏,所有的小说都是林海雪原,个体的声音又如何被倾听?如果个体的声音不曾被倾听,我们又如何判断是非善恶?

是和非、对和错是判断者在获得了关于事实的充分信息之后的判断,而弱者之所以是弱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声音无人听见,弱者的主张与境况如何尚且不知,又谈何道德判断。

换言之,“鸡蛋”与“高墙”强弱之争中的道德判断有很强的“知识论上的不确定性”,而村上的小说正是在此意义上来弥补这种知识论上的不确定性,揭示每个灵魂的独特性,让他们得以被倾听。

小说家讲故事本身并非判断,他们只不过是通过故事的方式来整体地呈现事物的复杂性,他们的职责在于调动读者的情感,去感知、理解故事中的人物,理解他们作为个体的悲欣、哀乐和喜怒。用Iris Murdoch的话来说,小说家致力于delusion,把事情的复杂性整体地、混沌地呈现出来,以此引发人们的思考。小说家不负责后面这一阶段的思考,在这里是哲学家接替了小说家的工作,他们致力于clarification。哲学家同样处理事物的复杂性,只不过他们的工作是把复杂性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并且尽可能清晰地以概念化和论证的方式去把握它。(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齐泽科属于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如果你读过他们的东西,你肯定会认同这一点。)

让我最后再次用村上的演讲作为结尾,“鸡蛋”和“高墙”不是关于民粹的立场,而是文学的使命: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林少华译)

 

(作者王凌皞,系浙江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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