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律师如何批评法官

★经作者同意,如果需要,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按下述要求进行: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告(wethinker2014),作者系浙江大学法学院兰荣杰讲师。

【编者按】

有人会质疑,法庭是庄严神圣的地方,法官应当被尊重,“死磕”行为不值得提倡。杨金柱律师给出了他的理由,“当这个法庭已经完全丧失了程序正义,已经完全不尊重法律的时候,你这个法庭的法官就不值得我尊重了。因为我尊重他,就等于我不尊重法律了。所以这点我特别反对某些律师在文章中所写的,哪怕一个法庭违法了也应该尊重它的,不应该。”

面对被“死磕”,深圳某法官说,“‘死磕派律师’往往将居中裁判的法官作为死磕的对象。走行为艺术,给法官送红薯;走舆论路线,庭审时直接发微博;走揭露路线,将揭露法官的审判违规行为成为辩护的主要内容。而法官也对律师采取了一些高压手段,将律师驱逐出法庭,对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进行拘留,甚至内地个别法官将律师铐在篮球架上暴晒。”他认为,法官与律师的“对立”局面,责在双方。

最高法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在《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一文中,提出要“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在这里谈到“死磕派”律师,他说,“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沈反思产生这一现象的法官责任。首先,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其次,法官们的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第三,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第四,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

沈院长的剖析,可以理解为律师何以选择在法庭“死磕”的一层原因。

那么,在大陆语境下,法官与刑辩律师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关系,该如何看待二者间或紧张、或和谐的共存状态?刑辩律师可否批评法官?如果可以,在何种场合批评?批评的界限何在?

律师如何批评法官

 

兰荣杰/文

 

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对手是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答案似乎应该是侦控机关。不过自李庄案以降,历数常熟、小河、北海等个案,中国法庭上却时常出现角色的错位:辩护律师矛头所指,可能更多是国徽下的法官席。

 

本应中立裁判的法官,经常赤膊上阵与律师直接对抗。真正与律师对席而坐的检察官,反而要么是隔岸观火,要么与法官携手作战。鉴于法官大有从裁判员变身运动员之虞,律师干脆也超越法庭的边界,利用网络撬动舆论对法院施压,甚至有律师诉诸“给法官送红薯”等行为艺术。

 

如此一来,原本针对事实和法律的个案争议,逐渐演变为法官和律师相互间的人身攻击。本应尽显庄严的仪式化庭审,时常沦为唾沫星子横飞的情绪宣泄。这种直接叫板法庭的辩护,律师常以“死磕”自嘲,司法界有高层人士却不惜以“无良律师闹庭”称之。

 

最近一个极端例子发生在江苏靖江法院:北京律师王全璋在该院参与辩护,开庭前因为咄咄逼人,被法官私下动员被告人撤换律师。开庭之后,王全璋先是申请法官回避,被驳回后又一再高声打断审判长和公诉人进行抗议,之后还有当庭拍照等行为,以致闭庭后被法院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处以十日拘留。结果律师界群情汹涌,甚至组团到靖江示威抗议,重压之下的法院于第二日凌晨匆匆放人。

 

王全璋事件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鉴于真相尚未完整呈现,律师和法院又各执一词,笔者不敢贸然判断。然而法律界对此事件的争论,却引出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律师是否可以批评法官?如果可以,律师批评法官的界线何在?

 

必须承认,律师与法官意见相左是刑事诉讼的常态。诉讼的首要目的是利用碎片化的证据材料回复历史的真相,进而加以恰当的法律评价。囿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历史真相并非总能被顺利发现,冤假错案时而有之。此时就非常需要律师站在非官方立场进行辩护,以期实现“兼听则明”。至于对个案的法律评价,本身就是见仁见智之事,不仅法官与律师之间经常难以达成共识,即便在法官内部,比如合议庭成员之间或上下级法官之间,也常有激烈争论。法律史上甚至流行一种观点,即法律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异议推动的。

 

由是之故,如果律师不认可法官的事实发现或法律判断,不仅有权利、甚至也有义务提出抗议。只不过,律师的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不得变成对法官能力或品行的攻击。

 

在西方传统法律职业伦理中,对法官个人的尊重是律师义务之一。比如美国律协(ABA)的《模范职业行为准则》要求,对于法官的能力和品行,律师不得草率予以评价,有意中伤更是严格禁止。不仅如此,当法官声誉遭受不当批评时,律协还鼓励律师挺身维护。原因不难理解:法官乃正义之化身,是法治大业的守护神。当法官不被信任,司法失却公信力,法律人固然首当其害,最终受损的却必然是公众福祉。以此观之,律师与法官其实是共生的利益伙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因此,各国普遍要求律师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声誉,尽量避免批评法官的能力和品行。

 

更进一步说,即便是针对事实发现和法律判断的分歧,律师对法官的批评也应局限于法庭之内,不得动辄诉诸大众舆论。比如台湾《律师伦理规范》就规定,“律师就受任之诉讼讼案件于判决确定前,不得就该案件公开或透过传播媒体发表足以损害司法公正之言论。”理由在于,为了保障法官独立,法庭理应是一个“隔音空间”,法官只考虑系争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也“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如果允许舆论对未决案件轻易臧否,可能会左右法官的判断,使法官裁判异化为“媒体审判”。

 

然而当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至少在一些敏感案件中,法官的独立性经常遭到权力、上意等法外因素的侵蚀,从而难以保持对规则底线的坚守。律师在正常法律框架内的抗争,不管是复议、上诉还是申诉,通常都遭到轻蔑的忽视或草率的敷衍。如果律师将辩护活动自我局限于法庭之内,几乎注定是走过场,甚至还因为其本身的存在而为最终的不公正判决披上合法化外衣,从而成为暴政的帮凶。正是因此,死磕派律师时常引用一句西方谚语为自己辩护:“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就是善良者的沉默。”当法官本身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的时候,律师若想有效维护当事人利益,可能不得不诉诸法庭之外的力量。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广泛运用,恰好又为律师提供了“最后一根稻草”。法官或许无惧于法律,但却受制于党政强权,而后者又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有着急切需求。当个案引发的汹涌舆论开始威胁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的时候,司法案件就成为政治事件,敏感的当权者不得不强势介入司法程序,直接改变法官判决。如此这般“一物降一物”的博弈怪圈,正是李庄二季、北海、小河、王全璋等案的基本逻辑。

 

当律师找到法官的命门,千方百计搅动舆论就成为死磕律师的必然选择。当然死磕也有前提,所谓“要做死磕派,先做技术派”,若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经验,律师很可能贻笑大方甚至“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外,“打铁先得自身硬”,清白的历史和充足的“粮草”也属必要。为免后顾之忧,多数死磕律师都来自外地,而且多已完成物质基础的积累。

 

最关键的是,律师需要懂得造势和借势,要善用冤案作为武器,通过展示权力的残暴和蒙冤者的痛苦,一方面激发民众的同情与愤怒,另一方面也将纯粹的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使律师获得相对法官的道德优势,从“为坏人说话”的“魔鬼代言人”摇身变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乱世英雄”。此计若成,法院不想服软都难。

 

毋庸讳言,律师的死磕行为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从小处说,部分律师确有蓄意炒作的目的,将广告效应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甚至有律师故意抹黑法官以赚取眼球。不仅如此,一些死磕案件因为把法院逼到墙角,不留一丝回旋余地,使得法院不得不强行乱判,对当事人显然大不利。从大处说,死磕律师一方面谴责法院沦为强权的家奴,另一方面又借用法外力量向法院施压,既难免州官与百姓之嫌,也必然进一步削弱本已不堪的司法独立性。何况,死磕律师对法官的污名化,以及采用的非常规舆论手段,往往使得公众进一步丧失对司法和法律职业的整体信任,这对法治建设大业显然有害无益。

 

在一个正常的体制下,法官操守主要依赖法官独立、司法透明、言论自由等宪制安排予以保障。诉讼程序和辩护律师既不应该、也不可能解决法官操守问题。然而当下中国的尴尬在于,因为宪制尚未完善,法官时常不能坚守法律,律师为维护客户利益和社会公义,往往不得不诉诸死磕等不乏争议的极端做法。这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辩护现象,正是司法纠缠于政治的独特写照,也是政治改革落后于司法改革的必然结果。

 

(本文发表于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14期。作者兰荣杰,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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