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唐小兵: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左)徐贲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右)陈嘉映著:《说理》(陈嘉映思想学术著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明亮的对话》是作者徐贲为广大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明亮的对话》这个有机的整体,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公共说理”的各方面问题。


《明亮的对话》强调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启蒙又是自我启蒙的一个过程。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更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明亮的对话》认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公共对话的基础,“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还指说服别人,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便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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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唐小兵

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使双方在立场上可以通过说理来求同,但如何通达这同样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每个人寻求的思想资源和价值依托却是可以更为多元的。

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蛮不讲理”,或者“无理取闹”,对“说理”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以践踏话语伦理为常态,以“话语暴力”为光荣,以“胡搅蛮缠”为策略。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说理最后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异的共识,而是撕裂了这个社会共同的底线。比如最近关于东莞扫黄的媒体和网络评论中便表现出这种倾向,而在涉及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的网络争论中,则尤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各执一端为真理的霸道。

从晚清报刊文化说起

要理解近代中国的说理文化及其变异,便无法绕开晚清以来的报刊舆论文化。

到了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报刊进入中国,中国读书人也开始创办报刊,比如《时务报》、《清议报》、《民报》、《大公报》等。这些报刊在起源上就不同于近代西方以传播新闻事实为主要功能的报刊。中国的主流报刊都是要“说理”的报刊,所以“政论”、“主笔”、“笔政”、“文人论政”等都显得特别重要。科举废除、王朝崩解后的中国知识人主要依托报刊来传播政治观念和新知,其实质是一种政治批评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因此,报刊取代了传统书院等空间成了“说理”的地方,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但知识人往往是将报刊当作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并不遵循现代报刊所要求的说理规则,甚至经常有人滥用言论自由,虚构事实为自身的“说理”提供事实根据(比如清末反满意识的宣传)。报刊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竞逐之地。清末《时务报》汪康年就曾经对这种混淆自由与责任的报刊文化痛加针砭:“报章之自由,固有无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甚至加入以极不堪之名目,诬人以无理由之事实,或形容闺阃,或演说隐匿,而莫或与办,一任夸张,吾谓言论自由,此为最矣。虽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国,其范围一切,皆极严密,虽保护言论之自由,然若出于捏造诬指,则所以罚之者亦极厉。”

晚清以降,报刊文化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报刊文化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时也不乏意识形态的争夺。这是一个“报纸营造名士”和“名士营造报纸”的双重过程。依照史家杨国强的研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纵舆论(“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或者是公器私用,将报刊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报馆者,国民舆论之利刃也,仁人义士持之,足卫国并以保民,若挟意气报私仇,持此以为凶器,复与独夫民贼何异”)。

杨先生对清末民初的这段舆论史有深刻的洞察:“以当时的中国而论,则舆论从一开始就不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旧日的清议能够成为天下之公议,全在于清议出自统一的观念而代表统一的价值。因此个体虽然各异,而清议则能以其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维持评判和褒贬的统一。然而当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后,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也随之开始破碎。作为替代的东西,继之普照一时的西学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后是士议转为舆论,不能不向西学讨观念和价值,与之为因果,则舆论以西学为谛义,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报纸表达的舆论天然是一种不相统一的东西……不相统一的舆论更容易因没有章法而节节脱轨,变成可以操弄的东西。”知识人这种依托媒介自以为是的习性,在一种媒体文化造就的虚荣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挤压之中,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放言高论的自恋意识。而当统一的价值体系崩解之后,公共说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鸡同鸭讲。共识缺乏,真理黯然,意见和偏见就成了言论市场上喧嚣一时的话语泡沫。

有着统一的义理和知识背景的传统在公共空间中被瓦解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主义”崛起的时代,主义之间,各执一端,互相争逐,难以妥协。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

滋养新的说理文化

就此而言,陈嘉映的《说理》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都是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留意的著作。前者更多是从哲学的层次来阐发说理的“语言”、“语法”、“概念”等基本问题,是一册正本清源的“让人学会公开运用理性”的充满智慧的著作。

陈嘉映是当代中国大陆最没有学究气的哲学家,他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出发,抽丝剥茧地展示其紧扣核心问题层层递进思考的哲学论证,同时,他也对如何建设公共文化的品质时有洞见。他认为“说理的目标是,通过在此一事上的说服,让对方获得理解,让对方自己获得理解的能力。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说理不一定是寻求对方完整地接受己方的意见和观念,而同时是打开自我进行反省,因此,说理应该是一种“双赢”的话语实践,是彼此滋养心智生命的友善行动。

基于此,陈嘉映对中国读书人多有犀利的批评:“我一直觉得,今天的读书人,要用一套正确的观念来指导时代,不仅是虚妄,更多是错误。观念转变不能指望观念批判来包办。批判松解了虚假观念的束缚,为真情实感的观念的生长开辟空间;而要生长出有血有肉的观念,所需的不是读书人的指导,而是每个人自己和每个民族自己的经验与实践。”就公共说理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言说主体,都应该在公共空间里勇敢而清楚地自我表达,而不能将希望维系在一群知识分子先知的指导之上。陈嘉映倡导知识人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身的困境与限度:“读书人不是先知,不是要用自己的观念取代别人的观念,用自己的观念指导别人的生活。读书人不是世外人,其受虚假观念之制,殊不少于大众,对自己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更严厉的批判,应是深刻的社会批判的前提。”

《明亮的对话》则可以称之为一本有品质的公共生活的“指南”或者说“公民教科书”。作者徐贲虽然任教于美国,但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发表了大量有品质的作品,著有《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在傻子与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等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本《明亮的对话》是其在美国圣玛丽学院教授论证说理和人文教育等课程时长期思考的结晶。

在徐贲看来,“说理并不表示一个人懦弱或放弃自己的想法,说理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要把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说理是释放一种理解、尊重、不轻慢对方的善意,让彼此变得温和而有理性。说理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搁置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共同营造一个平和而有教养的公民言论空间。有了这样理性公民言论的中间地带,人们才不至于自我囚禁在一种要么恶言相向要么哑口无言的两难境地之中”。说理与公共空间的建设息息相关,而一个社会迈向有说理文化的境地,也需要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有一种“理解、尊重和善意”,也就是一种共同体的连带感。有了这份初心,以及对人心可能的蒙昧的自知之明,才不会“理直气壮”地以势压人。

障碍在哪里?

建设一个说理的公共文化,在徐贲看来,阻碍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社论式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限制甚至封闭了这个社会公共讨论的空间,导致商谈性的论述式微,而斗争性的论述兴盛(刘擎语)。

就中国的20世纪史而言,正如徐贲所言,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这种话语习惯,在我们的课堂、传媒、政治空间、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话语暴力”,并且是独占性和排他性的,而一旦真理被历史证明是谬误,则真理又会通过一套相对诡异的辩证法逻辑来实现“自我纠错”。这种心态影响下的个人,往往对于知识、文化与讨论缺乏一种真正的尊重。他们注重的是结果上的胜负,而不是过程中的相互增进理解。

其次,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相对不健全所致。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政治人物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标杆。当政治成了肮脏的幕后交易或者一种虚假性的公共表演,公共讨论的风气要稳健地形成也就难乎其难。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徐贲特别强调如何辨析说理中的情绪性谬误、逻辑性谬误,并指出养成良好的说理文化需要建设一个更加有内涵的价值共识。话语伦理无法脱离价值共识,“德性、权利、责任”等都应该成为说理者注重的内涵,尤其“伦理说理最重要的是真诚,只有你确实相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才能保持一个一贯的伦理立场。见风使舵,虚与委蛇,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些不仅不是伦理说理的正道,而且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而现实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台上一套,台下另一套,明文规则一套,潜规则另一套,形成了一套精致而复杂的“说理文化”的双层结构,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人学会了娴熟地在两套话语之中闪转腾挪,并逐渐将表演性的崇高话语常态化,同时却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毫无疑问,这种犬儒主义的人格对于培育公共说理的文化是一种障碍。就此而言,一个制度是否鼓励其公民公开而诚实地表达自己,对于说理文化的健全和公民心智的滋养,便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自由之言论”

徐贲从制度与公民两个层面论述了这种重要性,他指出,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如何形成徐贲所念兹在兹的这种说理环境?

相对于互联网,徐贲更重视学校对于培育说理文化的作用。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面临着两方面的挤压,一种是过度的简化,以贴标签的方式污名化、妖魔化论敌,这种粗鄙而充满暴力色彩的话语在网络上充斥。徐贲很担忧地说,当今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敌意,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敌对战线是以互相谩骂的常用词来划分的,这是他们射向对方的“枪炮子弹”,一方用的是“西奴”、“汉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脑残”、“文革”余孽。这两条战线之间只有交火,没有说理对话。粗暴、仇恨、武断和不宽容已经成为缺乏善意的战斗型互联网话语特征。就此而言,笔者没有徐贲这么悲观,互联网诚然展现了这种斗争性的话语文化,但在一些小型的社群、邮件组和同仁网站,仍旧可以看到积极而有成效的公共讨论。即使是在徐贲认为不是讲理之处的微博空间,其实还是有传递资讯、意见宣示和澄清误解等正面作用的。大势所趋,或许我们只能更努力地让网络上的正能量生长,而不是充满悲观情绪地面对这个被网络和手机裹挟的时代。

徐贲提及的对于说理文化有毒害的是一种貌似深刻的学术话语,追求的是伪深刻的表象,其实质是搅浑公共讨论的空间。徐贲认为这些论断“其实根本就是暧昧不清的,毛病就出在主要概念含糊不明、闪烁其词,有的是出于疏忽,有的是故意的”。公共讨论究竟是更加需要普及常识性的事实与判断,还是需要引入看似深刻的学术话语来提升其品质?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与公共舆论之间究竟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在说理之中,究竟是遵循最基本的道德直觉重要,还是通过知识性的论证来寻找真理重要?理性与民意在公共说理之中究竟是如何分配其分量?这些都是面对当前喧嚣而空洞的公共话语时需要反省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必须在公共说理中保持一种“平实的智性诚实”。而在一些所谓的“说理”(其实是诡辩)文化之中,历史失去了应有的体温(因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被一种宏大历史叙述给遮蔽了)因而变得无比“巨大”同时也无比“空洞”。

即此而言,亲历民国舆论史的学者萧公权关于“言论自由”与“自由言论”的区分,为我们反省中国式的公共说理文化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夫言论之不自由,固为目前不争之事实。然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偏狭之病。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合于上述标准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褊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见。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论,以较压迫言论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殊于一丘之貉。且言论自由而无理智之修养以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使与之易位而处,其行为殆亦不能殊也。”

(本文发表于《南风窗》2014年8期。作者唐小兵,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从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知识分子研究,曾任《南风窗》特约编辑,出版专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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