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为经济学”遇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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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思法·第五期】

本文介绍法的分析方式的一种,行为法律经济学,是以行为经济学视角,关注法律欲达到或已产生的规范效果。

1998年 5月,凯斯.桑斯坦、理查德.塞勒和克里斯丁.杰罗斯三人联名在《斯坦福法律评论》第50卷上发表了《行为法律经济学的进路》一文。在该文中,桑斯坦等人对有关行为经济学在法律现象研究中的一些初期应用成果予以概括总结,首次提出“行为法律经济学”(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并且搭建起大略的理论体系框架,即法律的经济分析之行为研究的实证、对策和规范三个层面,以此挑战以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理论,试图进一步拓展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摘自胡长兵、陈培秀:《行为法律经济学:新知还是旧论——波斯纳与桑斯坦等的论战及其意义》)

作为法律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行为法律经济学》于2006年由北大出版社推出。作者提出,行为经济学全面介入法律分析的关切,在于回答:“法律实际上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呢?人们面对法律是什么反应?法律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法律怎样才能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本期思法栏目,@在远方写作将带我们走进这个年轻的领域,撷取一些有趣的启发。

当“行为经济学”遇上“法律”

在远方写作/文

为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一些城市相继出台房屋“限购令”。然而,结果是,不但房价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离婚、复婚率反而大幅提高。原来,这是许多夫妻为了规避政策给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选择了“先离婚再复婚”的“趋利避害”之举。

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不禁要问,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法律规则的改变,可能导致人们行为发生哪些改变?法律是不是可以又如何才能达到立法者所期待的特定目的?法官在做出法律裁判时,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根据某种法律解释推理而成,还是纯粹的个人立场与偏好?

面对上述问题,“法学圈”内部的“法言法语”似乎不够充分,而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互动,使得对于以上难题的讨论,变得更富有包容性。不同领域学者的有效参与,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与分析方式。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重新认识人类行为、法律等复杂问题的新视角。其中,经济学与法学的跨学科互动,正是最为夺目的互动之一。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方兴未艾。它利用社会、认知和情感的因素,来研究个人、团体形成经济决策的背后原因,并且试图追问市场运作与公共选择的方式。

将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在法律之上,就激荡出了法律经济学的崭新领域: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于:“真实的”而非“假设的”人的行为。

传统的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告诉我们,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很难盲从,而是根据“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生产者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自我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然而,“理性人”假设一直备受批评。其中,一种尖锐的批评认为,它对于“人”的理解过于“狭隘”。它的关注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假设的”人。

什么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人,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其一,理性有限;第二,毅力有限;第三,自利有限。

首先,理性有限。Herbert Simon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并非无穷”。想象一下,在准备去超市大采购之前,不少人会开列一个清单,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所需采购的商品。这说明,我们不仅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记忆力有限),还可以对于自己局限采取一些行动(开具购物清单)。因此,如果说理性是充分、完整的,恐怕不是对于“真实的”人所做的描述。

再想象一下,一段时间内连续发生空难,新闻媒体对这一系列的空难进行连篇累牍地报道,是不是我们身边会有一些人因此做出“判断”:坐飞机容易出事故?是不是会有一些朋友在会根据这种“判断”,尽可能避免搭乘飞机?

我们常常会根据自身的“经验”获得“启发”、进行推理、做出判断。Daniea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的研究显示,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时,我们常常会“回想”类似的事件或类似的例子来进行“估计”,但是它往往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结论。

第二,毅力有限,即“人们虽然明知自己的行为有悖于长远利益,但是还是经常会这样做。”比如,大多数希望减肥的人都知道,吃大量甜食对减肥计划有害无益,但是总还是禁不住美味的诱惑。当然,人们还是会意识到自己的“毅力有限”,并且能够采取一些行动。比如,希望减肥的人会参加“瘦身俱乐部”,形成更好的减肥“微环境”,或许还会邀请几位家人或朋友监督,制定一些惩罚措施。

第三,自利有限。理性人假设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会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事实上,在真实的世界,我们在一些时候会关注到他人,考虑到他人的利益。

比如,在市场调节下,我们也会关心自己与他人是否“应得”、“互惠”,是否彼此给予了“公正的对待”。换句话说,传统的经济学虽然为利他主义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但是这种利他主义的版本过于简单。

在行为经济学看来,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涉及互惠与公平的情况。Rabin的理论研究指出,人们对于以下事物具有偏好:(1)事关自己的物质回报;(2)事关熟人的利益;(3)事关自己的声誉;(4)事关自己愿意成为怎样的;(5)人处于危机时陌生人的利益。

按照行为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Cass Sunstein的研究,建立在对真实的人所做行为的观察与分析,行为法律经济学有着怎样的任务?

其一,在实证方面,行为法律经济学试图解释法律的效果(effect)与内容(content)。比如,法律如何影响人的行为(human behavior);当法律规则发生改变时,个体有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

其二,法律如何才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对社会不可接受行为的调整。比如,某些法律如何达到控制犯罪、控制污染等特定目标?

第三,在规范性任务方面,行为法律经济学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评价法律体系的目标。因为,在传统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整个法律体系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祉”(social welfare)。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法律体系的目标则更加复杂。

像其他研究路数一样,对于法律进行“行为经济学”分析同样遭到了许多质疑与批评。然而,我们或许需要清楚,任何研究方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边界。任何夸大与贬低,都是不智慧的表现。

当“行为经济学”遇上“法律”,究竟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跨学科的互动又能结出怎样的硕果,或许我们可以拥有一份期待,并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参考文献:

  1. Christine Jolls, Cass R. SunsteinFollow&Richard Thaler,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2. 汪丁丁:《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

(作者在远方写作,现居蒙特利尔,关注法律、哲学、艺术与公共生活。微思客公号发起人、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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