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圈那点事

[编者按]:微思客团队“西法东渐”版块编辑十分荣幸地邀到@上海小鲁老师撰文。本文题目为编者所拟,原文名《中外法学会议随感》。感谢“上海小鲁”老师的原创分享。

 

笔者有幸参加了若干国内外的法学专业会议,有些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国内法学会的各种分会每年都开年会,由各大法学院轮流坐庄,各法学院也专门划拨科研经费鼓励青年教师参会。会议协办单位用收取的会务费为参会人员组织会后当地旅游,或者准备一份精致的礼品。国内的学术年会基本上是一大家子的年夜饭。年长的利用这个机会叙叙旧、摆摆谱,年青的利用这个机会认认脸、露露头,还可以会会当年的师兄师妹老同学,拱手作揖,一团和气。假如这个专业有几位大腕专家意见向左,他们就绝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上,因为在国内学术界,观点的切磋往往很容易上升到自尊的高度,还可能发展成人身攻击,到时候互相掐架不但会影响到会议气氛,还会让人对会议组织者不满。会议主办方对此都心知肚明。甚至有的学科在国内居然就有两个分会互相抗衡,南侠北丐各执掌一方,让刚入会的年轻人不明就里,一不小心就站错了队,在江湖里翻船。

国内学术会议还有个特点,因为参加的人多,专家也多,而主持、发言的机会少,凡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学者,如果没被邀请担任主持人或发言人,基本上就不会参会。因此,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和小组讨论的召集人一般都邀请本专业的知名老教授或者霸主类的学者担任,笔者就曾见过一位老教授主持小组讨论,老人家记忆已经混乱,说了上句忘下句,颇有些语无伦次,但是仍然受邀主持。

为了保证尽可能多的专家参会,会务组织人员可谓费尽心机,想方设法让多数专家都能有机会主持。一般的做法是,会议除了安排极少几个专家做主旨发言外,接下来全都是分组讨论,小组数目越来越多,这样就可以安排尽可能多的专家担任小组讨论的主持人。因此,国内的学术年会往往是年长的坐在主席台上,台下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虽然专家们比较计较是否发言、是否主持,但是真让他们主持了他们也不太当回事,所以到了开会那天,发现会议议程写明的主持人临时换成其他人,似乎也是家常便饭,因为给不给他主持人的名分是会务组对他的态度,而来不来是他的自由。

这种分组越来越多的情况对青年学者很不利,因为往往所有的小组讨论都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那些想尽可能多学点东西的青年学者就分身乏术,只能找一个最便利的小组参加。有时会务组为了平衡人数,还可能事先就把与会人员分成不同的小组,不允许自由选择。至于论文宣读,有的学会安排所有投稿的人宣读论文,有的学会则会选择一部分人宣读论文。无论哪种方式,由于人数众多,起不到切磋和学习的作用,往往变成走过场、完成学会的年度会议计划而已。虽然有的学会在年会上公布年度论文获奖情况,但这与年会本身毫无关系,所有过程都可通过年会之外的途径完成。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会员相对较少的法律学术团体,可能不会存在上述分组过多的情况,但是对于邀请观点相左的学者参会的态度却是一样谨慎,能避免就避免,谁都不想把一次欢乐的、胜利的年会变成一次剑拔弩张的对峙。

有意思的是,国外也有法学专业年会,但是和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十多年前笔者曾参与过美国法学院法学评论年会的组织工作。主题确定后大家分头找发言的专家,标准是持正方观点的当地学者与全国知名学者各请一位,持反方观点的当地学者和全国知名学者也必须各请一名。确定之后发邀请。请来的学者发言时针锋相对,发言后把酒言欢,似乎不存在掐架的情形。十多年后再次来美国又参加了几次学术会议,情形仍然类似,只要有两位发言人,就一定是观点相左的。比如一位主张禁止公民拥有枪支,另一位必定誓死捍卫公民持枪的宪法权利。听众有机会听到不同的观点,也有机会做出不同的评论。

参加国外的法学学术年会,一旦应承下来就是个commitment,不管你如何处于霸主地位,都不能临时变卦不来。前次在纽约参加的国际信托法年会上,只有一位原来定好参会主持的专家没来,是因为他遇到了车祸,当时正在医院抢救。

另外,国外的法学学术会议也有panel discussion,类似于我们的小组讨论,但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一般就只有一场,所有与会人员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共同参与。一般是会议组织者在确定讨论主题后,发起邀请小组讨论的发言人,基本上发言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州),并对讨论主题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么多人花钱花时间聚到一起,不是为了只听一言堂,一定要有碰撞,有交流。

国外会议的小组讨论是个很认真的事情,参与小组讨论的发言人都要事先认真准备,制作统一的PPT,每个发言人单独准备还不行,发言中的观点可以各说各的,但是小组讨论的议程、主题与发言次序等必须所有人一起商定。

前次我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主持人是美国专家,小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位美国律师,一位英国律师,他们的年纪都一大把,业务上也都很资深,属于每小时收费超过500美元的大律。我本来以为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也就现场发言即可,可是没想到,三月中旬的会,一月份就开了一次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会议,四个人在三个不同的时区,确定讨论的主题与范围,然后来来回回电子邮件继续微调;二月份又开了一次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敲定了细节,汇总了PPT;没想到会议召开前一天,主持人坚持要我们到他办公室去预演一下,把PPT的内容和准备的问答内容全部过了一遍。

我只知道美国诉讼律师,不管多么大牌,在出庭前一天总会在家里把庭审过程预演一遍。我也知道美国诉讼律师在当庭询问证人时有个原则,就是只能问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证人会给你什么答案,那么必须开庭前就搞清楚。没想到这种习惯也适用于法学研讨会。尤其参与者都是惜时如今的大律师们。我不相信国内的学者在开会前会这么互相协作、统一准备,更何况律师。

国外的会议还有个特点,台上台下都有白发人,大家心态都好,不会坐不上主席台就不参会。

最后,再回忆一下那年我去北欧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会吧。虽然在国内学位论文答辩不一定叫做会,但是欧洲国家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对全社会公开的,并且博士论文答辩会同时也是该博士生的毕业典礼,非常隆重,且每次只有一个博士生答辩。在我参加的那个答辩会上,居然有非法学专业人士开车七八个小时过来参加,而他们并非参加答辩的博士生的亲友。

当地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最短要四五个小时,最长可能七八个小时。我参加的这个博士论文答辩会共有三位答辩专家,一位是博士生的导师,根据传统由她主持该答辩会;还有一位北欧另一所法学院的老教授,再就是我。之前收到学校发来的详细的答辩要求和规程,包括着装要求。如系在本国取得博士学位,必须将学位帽端在手中入场,开始后把帽子放在面前的台子上。离开正式答辩的日期尚有半年,我和另外一位教授就开始不断通过邮件和电话碰头商讨,确定每人提问的问题,以及评语的草稿(因为评语需要当场宣读)。在答辩日的前一天,我们也是见面详细预演。答辩日那天,我们答辩组专家坐在主席台的一边,参加答辩的博士生站在另一边的话筒前,开始了长达数小时的问答对话。过程中,台下旁听的公众可以提问。

欧洲这种隆重的答辩仪式在我国博士生扩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参与答辩的教师的要求也无法达到类似的高度。首先要求教师这样对时间的投入就不可能。欧洲学者收入很高,每年授课很少,并且所有课程可以集中在一两个月之内讲完,非常灵活,其他时间可以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有时间认真带博士生,也可以认真参加博士论文评审与答辩工作。我国法学院中青年教师每学期上课至少三四门(我曾经每学期都是五门课,并且每门课都不一样),还要应付发文章、出书等评职称的要求,还要面对课时费低、入不敷出的窘境,很难与国际水准持平。当然,我们的青年教师很多都还没有博导资格,因此也就没有这个担心,不像欧美国家,甚至我国香港地区,法学院的助理教授都可以带博士生。

 

(本文系“上海小鲁”原创分享,欢迎网络转载,纸媒请通过微思客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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